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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两种界定立法和行政及其关系的方法，被混和进世界各国的宪法中，我国也不例外。

(二)秩序性和持续性的调整功能 如前所述，民法也是一种利害调整法，民法的利害调整更侧重于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而在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中，给付诉讼、相邻人诉讼乃至集团诉讼等成为新的诉讼形态。

行政法各论不再是简单地应用总论的规则，而是积极运用相关政策灵活调整，充分实现行政的任务。共同利益或共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名称难以区分，本文所称的集体利益大致与区域集合利益或凝集利益相当。在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了相邻权案件的审查重点：本案中的当事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而是因相邻权受到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本案28幢楼居民因认为扬州市规划局核发给东方天宇公司的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侵犯其日照、通风、采光等相邻权而提起行政诉讼。换言之，由行政机关来作为调整的主体，这也是区别于民事法上利害调整的一大特征。在经济和社会发生上述变迁后，私人之间的差异在扩大，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4、45条。[44]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财产权的剥夺和超过合理限度的限制，均应给予补偿。(53)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鲁民提字第131号)。

也就是说，行政审批所针对的，仅仅是因合同履行引起的权利变动，而不是合同效力。就如德国学者所言，在对一项建筑办理建筑许可时，立即与民法上的相邻关系法紧密相连。但也有不相同，甚至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如果法律规定作为基础行为的合同须批准，则原则上批准前合同效力为待定的不生效。

谁的主张合法呢？(45) 这其实涉及对于受到侵害的人的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的独立性与协调性。(2)禁止性规定禁止的是市场准入的主体、时间和地点问题，它与合同行为无关，相应的合同行为本身依然为法律所允许。

E则坚持认为，它的建筑规划得到了行政部门的批准，因此，N无权禁止他的开挖活动。(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第二类是对非国有资产为标的合同的行政审批。(50)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鲁民提字第131号)。

(38)第32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因为，前一种交易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经济秩序，需要否定其效力。(26)李昊：《论批准法律行为在民法总则中的规范方式》，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1期。(15)王轶：《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以对我国〈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民法典体系的视角看，法律行为包括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而双方法律行为肯定就必须有合意。

(14)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2页。根据其内涵不同，可将公共秩序分为政治公共秩序与经济公共秩序。

⑥张荣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经济公共秩序，是指为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或交换进行干预，其目的在于使双方当事人的交换关系更为平等，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第六，以行政法规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为由，主张根据最高院的《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违反《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5条的法律后果是承担行政处罚责任，而不是合同无效。(30)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审批的立法态度》，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46)[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页。

其次，再来看审批的目的。(35)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因此，民法典中的行政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任何国家，民法典上的这种自由与自治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给定的框架内才具有正当性。

民法典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是相互制约的：内在体系保障法律的善，任何逻辑结果必须要与时代的伦理道德及主流的社会评价观念相适应，防止恶法亦法的情形。准予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收到批准转让通知之日起6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行政机关已经实现对私法上的抗辩进行了审查。尹飞：《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其展开》，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是，强行性规范仅仅是必须适用而不能排除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是指向合同效力的。

正如一位奥地利学者所言，在飞速发展、复杂的工业社会，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只有快速老化的法典可供适用，这使得超越法律的法官造法即使在我们这个制定法优先的欧洲大陆民法体系中，也成为愈加重要的因素。其中，(1)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2)和(3)则为学者所称的管理性规定。

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第四，结合其他因素的综合判断。

从法官法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基本倾向，也看出他们的观点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撑。(3)如因登记错误进行赔偿，行政机关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非民事赔偿责任。

因为，各级人民政府当然是行政主体，其存在的使命就是依法行政来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我们首先必须肯定当事人的行政与民事救济的相互独立性。(29)许多民法与行政法学者的争议可能源于此，有些行政法学者不作区分，甚至混淆这种区分。未来民法典应当将这部分合同的审批权还原于私权本身，这不是公权力对私的生活的干预，不是法律行为之外需要成就的形式要件，而是私权行使过程中基础合同的重要一环，是合同主体或者标的物所有人意思表示的特有方式，也是意思表示的重要内容。

其请求能否被接受？(2)所有权人E的建筑规划得到了行政许可，在开挖工作开始之后，他的邻居N依据《民法典》第909条要求E立即停止施工，因为在E的不动产上的开挖活动导致N的房屋开裂。(48)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甘行终字第76号)。

至少从民法上看，在任何国家的民法典，国家或者政府机关一方面是行政主体，另一方面属于民法上的民事主体——特别法人。其实，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中，有许多连接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的功能性概念，通过它们，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有机结合。

第一，判断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核心问题是规范的目的。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